雅加达亚运会田径比赛结束，中国队连续 9 届奖牌榜首位，巴林异军突起成亚军
不过，如果单算田径项目的话，第二名可能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日本、韩国，而是来自海湾国家的巴林。他们的金牌数与中国队持平，但在奖牌总数上略落后于中国队，屈居第二。
是因为巴林田径运动员多年来努力寻找正确的方法吗？仔细看看昨天亚运会上的女子100米接力。从这里你可以找到巴林队“异军突起”的答案。
巴林队的四名女接力运动员中有三名是归化运动员。他们的肤色和外貌乍一看并不是传统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来自尼日利亚。
纳赛尔率先冲线，领先于袁琪琪
中国女子接力队由梁晓静、韦永丽、葛曼琪、袁琪琪组成。他们都表现正常，尤其是前三回合。然而，巴林队最后一站比赛中，黑人姑娘纳赛尔在最后20米超越了袁琪琪。 。 42.73秒，巴林队也创造了亚运会纪录。
赛后，中国队女子短跑第一名魏永丽接受采访时坦言巴林队很神秘：“我们今年才知道他们的队伍，所以根本不了解，因为我们之前以为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对手，就是在选拔过程中我发现巴林有一个人跑了22.8秒，但是其他人我不知道，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他突然跳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责怪中国队情报工作不力，因为在其他田径项目上篮球归化球员，巴林队也频频出现黑马。比如女子马拉松冠军切里莫和女子400米冠军纳赛尔都代表巴林获得了冠军，并且获胜相当轻松，但前者的原国籍是肯尼亚，后者来自尼日利亚（之后改了名字）加入巴林队）。
纵观本届亚运会，你会发现在各个项目中都可以看到非洲裔运动员的身影。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屠杀”中国男足的黑人小伙子卡马拉。他出生于1998年，光看名字“卡马拉”就知道他是非阿拉伯裔。他来自塞拉利昂。沙特有这个大利器，让国足后防线翻天覆地，国足中卫苦不堪言。
沙特归化球员卡马拉，中国男足的“噩梦”
近年来，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运动员归化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组委会的重视。此前曾有传言称要重新制定规则来限制归化球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详细的规则，因为一旦新规则的出台，将意味着在各国的国籍法中增加一条“体育国籍规定”，这会影响全身。以亚运会为例，目前只有相对模糊的居留限制（例如在该国居留三年）和某些回避条款（此前没有代表其他亚洲国家）。
笔者观察近年来体育界的归化运动员现象，总结出几个特点：
1、目前亚洲的归化军队大部分仍来自海湾富豪国家，但已逐渐蔓延到一些民族自尊心较强的东亚国家。笔者小时候看亚运会的时候，记得当时体育报纸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列出海湾国家的雇佣军”。在金牌战略的指引下，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豪门国家热衷于归化外国运动员。他们注重的是回报周期短、见效快、投入产出比高。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卡塔尔归化运动员奥古诺德以9.93秒的时间轻松夺得百米飞行比赛冠军。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跑进10秒大关！卡塔尔人无视外界的一切批评，一时将奥古诺德视为他们的民族英雄。
今年年初的平昌冬奥会上篮球归化球员，我们突然发现韩国男子冰球队的肤色是如此“奇怪”。一群金发碧眼的壮汉穿着队服，挂着太极旗进行比赛——他们就是“韩国队”。不得不感叹，民族主义情绪瞬间爆发的朝鲜半岛南部国家也“叛变”，加入了归化国家的大军。
韩国冰球队
2. 入籍人士往往分为两类。一是母国太穷，还不如走入籍道路，而不是通过体育赚钱。这些人大多数是非洲运动员。卡塔尔归化的奥古诺德和巴林归化的卡马拉，如果他们还在祖国踢球，或许也能在贫瘠的非洲体育商业市场获得一些荣誉，但就个人收入而言话说，这和计划的差距太大了。另一种是某项运动在本国太强，运动员的溢出效应迫使他们出国。
上述韩国冰球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你还可以发现，前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去欧洲打巡回赛时，经常发生黄种人之间的内战。国内三四流运动员被一流运动员压倒，却被荷兰队和比利时队击败。入籍后，他将立即成为国内顶级球员，收入和比赛机会都会大大增加。同样，美国篮球运动员归化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中华台北队的戴维斯）。
中国是亚洲各国归化运动员的“处女地”。关于这一点，国内体育迷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在近邻日韩两国运动员的归化政策越来越宽松的同时，我国却始终收紧归化之路。甚至在中国足球处于最低谷的时候，一些足球界的“大佬”也曾表示，足球可以作为归化的试点。我国的上层政策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对部分华人的入籍进行了修改。条款。
所以即使他想入籍，从血统上来说，他也必须有中国血统，否则就很难了。
目前，体育评论界对归化论持积极态度。主要论据如下：
1、可以快速提高我国部分体育赛事（足球、篮球）的成绩；
2、能够带动我国弱势体育运动的发展（如马术、铁人三项等）；
3、可以间接提升我国体育话语权。
不过，我国体育高层之所以对归化极为谨慎，并不是因为受到“体制困境”的阻碍。换句话说篮球归化球员，如何解决入籍的“双重国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表面问题。
在我国，竞技体育本身的竞技性质就是“外”。什么是“里面”？它承载着国家意志和政治任务。在体育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内向型的国家认同与其他国家趋同的国家认同明显不同。即使在这样一个强调文化输出的时代，“归化”和爱国主义在中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相互之间仍然存在高度排斥。
因此，入籍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体育迷在计算归化外援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时，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隐性成本，即安抚公众的成本。如果中国田径存在明显的“黑色闪电”，无论获得多少金牌，公众都不会有太多认可度。
华天，前英国马术运动员，因有中国血统而入籍。
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其他国家入籍了，而你没有入籍，结果就是你在很多运动项目上都会吃很多苦头。 “归化运动员扰乱全球体育秩序”也在西方引起大讨论。如何杜绝此类现象造成的不正当竞争？
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体育界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阻止我们的运动员被其他国家归化。
1994年至2012年被其他国家归化的部分中国运动员
与前文提到的乒乓球溢出不同，我国近年来在很多体育项目上流失了很多优秀人才。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运动员循环系统内紧外松造成的。目前，国内有关运动员归化的法律体系十分薄弱。 20世纪80年代国家队网球运动员胡娜“出逃”事件是引发中美外交争端的一个极端案例。然而，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却接连发生，比如小山辣椒去世、前国家羽毛球运动员黄穗远赴澳大利亚等。
运动员追求更好的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指责他们“不爱国”往往是严厉的，但我们应该建立健全运动员的待遇管理机制。拓宽退役运动员就业渠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运动员退役后找到二次就业（很多运动员“出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觉得退役后出国有保障）也是中国体坛的当务之急。行业。